唐朝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唐高宗时代与唐玄宗前期，唐王朝的领土最西抵达中亚乃至波斯（怛罗斯之战唐朝从此退出了中亚），国内富庶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此时的中国物产丰盈，国泰民安，边疆稳固，物华天宝，一派盛世景象。中国还完全有能力镇得住四方。
唐朝以强盛的综合国力，不仅建立了皇帝与“天可汗”的双重崇高地位，而且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各国首领前来贡拜。
作为当时的一个“超级大国”，唐朝在这10点媲美现代社会。
1、允许外国人入境居住唐代是南北朝和隋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迁徙时期，各民族进入唐境分为被迫内迁和寻求保护两种，因仰慕唐朝经济文化生活先进而零散入境的人也很多。
西域胡人中以昭武九姓的粟特人入居最多，在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原州、长安、洛阳等地都有其聚落，从西北辗转到范阳、营州等东北之地的粟特人也很多。
西安出土的康法藏、康志达、安万通、安元寿、米继芬、何文哲等人墓志中，都反映了昭武九姓在京师居住的情况。
特别是在长安经商的西域胡人很多，“酒家胡”和侍酒的“胡姬”比比皆是，安史乱后胡商归路断绝，仅长安客省居住者“常有数百人，并部曲、畜产动以千计”，不少为冒充回纥使者的粟特商人。
广州、洪州、敦煌、登州、楚州、洛阳、扬州等城市也是外国人集中的地方。
因朝觐、侍卫、求学、传教、行艺、避难而入居长安的西域人也不少。如武德时期疏勒王裴纠来朝，拜为鹰扬大将军，“留不去，遂籍京兆”。
咸亨时期波斯王子卑路斯因国亡求援于唐，入长安授以右武卫将军，随行的波斯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孙有上千人，皆流寓长安。
为帮助唐朝平叛入居的柘羯军也多留居中原，于阗国王尉迟胜率五千人赴难，后皆留居长安纳入唐籍。
唐政府对外国人移居中国，曾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制定出专门的优惠政策。
规定归化中国的外来者，一方面具状送官府奏闻，一方面所在州镇给衣食并于宽乡附贯安置，另外，还可免去他们的十年赋税。
这对外国移民具有巨大吸引力，是粟特、新罗、大食、波斯等移民社区形成的重要因素，如登州的“新罗坊”，青州的“新罗馆”，敦煌、凉州的“昭武九姓”等。
2、允许外国人参政做官唐王朝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担任官职，如京畿道委任的715人次刺史中，异族有76人次，占十分之一强，尚不包括早已同化者。
安国人安附国其父朏汗曾任维州刺史、左武卫将军，后迁升为右监门卫大将军，封定襄郡公。
安附国本人为左领军府左郎将，后授上柱国，封驺虞县开国男。
他的两个儿子分任右钤卫将军和鲁州刺史，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康国商人康谦在唐玄宗时被授予安南都护，后又为试鸿胪卿，专知山南东路驿。
高丽人高仙芝在唐官至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为唐开拓西域立过大功。
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官至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进封霍国公，曾是唐玄宗时皇家禁军的首领。
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改汉名为晁衡，曾任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
龟兹人白孝德，因累立战功，官至安西北庭行营节度、鄜坊邠宁节度使，历检校刑部尚书，封昌化郡公。
波斯人后代李元谅曾为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
越南人姜公辅，在唐德宗时担任翰林学士，曾一度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新罗人金允夫、金立之等也都在长安宿卫任官，金云卿曾任兖州司马、淄州长史等。
唐朝大胆起用外族和外国人入仕任官，采取“兼容并包”的用人政策，无疑是其国际性眼光的表现。
3、重用蕃将统军唐朝前期开疆拓土和后期平叛定难，大都通过提拔与重用各民族“蕃将”。
来自昭武九姓诸国的更多，如安金藏、安禄山、史思明、康日知、李抱玉、李抱真、白孝德、何进滔、何弘敬等。此外，还有出身党项、沙陀、契丹等民族的蕃将。
这些在唐朝任职的武将，有的入朝听命中央调遣，有的为边疆都督、都护或节度使，担任一方军事长官。
唐玄宗时以外族将领32人代替汉将，更是将他们作为支撑帝国大厦的重要柱石，肩负着内护京师、外备征御的重任。
东突厥汗国的阿史那社尔等，铁勒的薛咄摩支等，契丹的李楷固等，百济的沙吒忠义等，都担任过朝廷禁军高级将领，连西域诸国和新罗、渤海等入侍质子也都配授禁军诸卫郎将。
如蕃王子弟婆罗门（北印度）翟昙金刚、龟兹王子白孝顺，吐火罗（今阿富汗）王那都利第仆罗、于阗王尉迟胜等都在长安朝廷留充侍卫，官至大将军等。
许多蕃将及其后裔被唐王朝“处之环卫，委以腹心”，不仅赐姓封王，赐婚尚主，而且陪葬帝陵，官爵世袭。
唐代的军事活动，动员了很多外来民族的“降户”或“归化人”，在蕃将率领下防守反击，这是唐朝“羁縻”政策为其国际战略服务的特征。
4、法律地位平等按《唐六典》记载，盛唐时有70多个国家与唐王朝经常往来，外国人在唐朝居住者众多，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
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所发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唐律疏议》解释，化外人，即谓:
“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这就明确表明，凡是外国人，同一国家侨民之间的案件，唐朝政府尊重当事人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根据他们的俗法断案，享有一定的自治权；
而对于来自不同国家的侨民在唐境内发生的纠纷案件，则按唐朝法律断案，在法律地位上与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
这种涉外立法，分别体现了当代立法的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原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