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张伯苓决定扩大办学规模，办一所真正的学校。中国历史上一所新的中学，南开中学就此诞生，张伯苓担任第一任校长。在他的努力下，南开中学成为了一所相当知名的中学，培育出了梅贻琦等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张伯苓当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的是轮船驾驶专业，毕业以后就去了北洋舰队。
可是在那里，他看到了清政府海军的羸弱，看到了北洋水军的落败，士兵们无精打采，有的腰里还别着烟枪。
1898年7月，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目睹了整个交接仪式，看到英国海军的强大与高傲，他深感耻辱。
他觉得一个国家要想强大起来，就必须培育健全的国民，发展教育。
从那天起，他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发展教育，救国救民。
恰巧他的好友严修刚刚开办了一家私塾，张伯苓和严修一起，从这个仅仅只有几名学生的私塾做起，开始一步一步创办他的教育帝国。
那时他一人身兼数职，教学生们英语、体育、数学、科学等课程，把西方的一些教学理念融入进去。
1904年，张伯苓决定扩大办学规模，办一所真正的学校。
中国历史上一所新的中学，南开中学就此诞生，张伯苓担任第一任校长。
在他的努力下，南开中学成为了一所相当知名的中学，培育出了梅贻琦等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张伯苓的野心远不至于如此，他决定要办一所顶尖大学，为国家输送救国救民的人才。
可是办大学和办中学截然不同，首要问题就是资金，如此庞大的资金不是单独一个人能解决的。
张伯苓开始四处求人，四处募集资金，只要能要来钱，他不惜弯腰低头。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宣告成立，这一年一共招收了96名学生，张伯苓担任校长。
张伯苓给南开大学立下的校训一共有八个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意思就是让学生将自己的毕生所能，全部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社会，还要积极进取，适应未来时代的变化。
在张伯苓的领导下，南开大学逐渐成为了国内可以和清华、北大相媲美的顶尖大学，培养出了周恩来、陈省身、曹禺等一大批优秀的学生。
1937年，国难当头，在生死存亡之际，张伯苓号召所有师生:“我们要振作起来”，“要想新的路，新的法子，新的计划，用新的精神，往前猛进”。
随后张伯苓带着南开大学的师生集体南迁，为南大保留住了血脉。而原来的学校，则在日军的轰炸下沦为废墟。
可以说，如果没有张伯苓，就不会有南开大学。论及对南开大学的贡献，没有人能比得上张伯苓。
抗战胜利以后，张伯苓请求国民政府重建南开大学，可蒋介石却有自己的心思，他想趁机拉拢张伯苓，并且让南开大学由私立变为国立。
张伯苓虽然不情愿，但为了南开能重建，只好答应了。
后来蒋介石再三邀请张伯苓担任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一再拒绝，因为他只想做好教育，不肯做官。
最后实在推脱不了，才答应做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三个月后，虽然蒋介石不同意他辞职，张伯苓却以养病为由，暂避重庆。
1949年，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疯狂拉拢各界知名人士，让他们一同前往台湾，继续为他所用。作为教育界的元老，张伯苓自然也在其中。
但张伯苓不肯离开南开，这个时候一封写着“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的信件坚定了他留下来的决心。
可是当他回到天津以后，南开大学似乎不再欢迎他了。他提出暑假去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可南开大学却没有答复，既不允许，也不拒绝，就这么晾着。
1950年10月17日，南开中学举办46周年校庆，恰好这天下起了雨，张伯苓正准备去参加，儿子却拦住了他。儿子说:“爸，外面下雨了，您还是别去了。”
张伯苓愣了一下，缓缓地说了一句:“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了吧。”
就在前一天，南开一位老师专门过来叮嘱张伯苓儿子，因为一些原因，让张伯苓第二天不要去参加校庆。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做了那三个月的考试院院长，成了他洗刷不掉的污点。
张伯苓自然清楚，但也是无可奈何。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家中去世，至死也没能再参加一次南开的校庆。
在张伯苓的追悼会上，他的好友黄钰生致悼词，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
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
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不过还好，张伯苓的贡献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后来南开大学为他塑了一座雕像，他和夫人一起长眠于雕像之下，永远留在了他最热爱的这个校园。
